【智库】田惠敏：基于人本发展理论的养老金融发展研究

中经总网 2025-10-06 08:10 浏览量：22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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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窗

田惠敏，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与李佐军合著《与改革同行：中国改革开放与伟大复兴》（8卷）；专著《私募股权投资治理机制研究》《私募股权资本与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合著《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改制上市操作实务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管理与评估实务全书》(上、中、下三卷)主编、编委会主任；《中国企业信用发展报告2025》执行主编；《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副主编（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5》主编。

摘要：基于2020—2025年核心文献，本文系统梳理养老金融研究进展，发现“三支柱”失衡、区域与农村短板、产业融资梗阻及银发经济协同不足是主要结构性矛盾。引入“人本发展理论”，从“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五维解构可持续发展要素：以多元产品、数字适老、普惠定价精准对接老年需求；提升从业者与老年群体双主体素养；健全立法、监管与激励相容的制度生态；聚合耐心资本、金融科技与数据新基建夯实资源底座；构建政府—金融机构—科技企业—社会组织协同分工格局。未来应聚焦普惠养老金融、风险治理、数字伦理、跨国比较与政策实验，以人本逻辑推动养老金融公平、包容、长期价值导向发展，服务中国式养老现代化。

关键词：人本发展理论；养老金融；三支柱；耐心资本；银发经济；科技赋能；普惠金融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融作为应对老龄化挑战、保障民生福祉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受到学术界与政策层面的高度关注。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养老金融”明确列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标志着我国养老金融进入系统性发展新阶段。养老金融涵盖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与养老产业金融三大核心维度，其发展不仅关系到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升，更与资本市场稳定、银发经济增长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养老金融的体系构建、产品创新、区域实践、农村发展及国际经验等展开了广泛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探索。本文系统梳理近五年（2020-2025 年）养老金融领域的核心文献，从养老金融体系结构性问题、区域发展实践、农村养老金融困境、国际经验借鉴、创新驱动路径及与银发经济协同发展等维度进行综述，旨在总结研究现状、提炼核心观点，并为后续研究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本文基于人本发展理论，对养老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要素进行深入解构，并探寻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人本发展理论以“人”为核心，从满足人的需要、依靠人的主体、适应人的制度、利用物的资源以及通过分工协作五个维度，为分析养老金融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面且深刻的视角。通过基于该理论对养老金融进行要素解构，有助于发现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而探索有效的实践路径。

一、文献综述

（一）养老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失衡与改革路径

1. 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的失衡现状

我国养老金融体系以 “三支柱” 为核心框架，但长期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范力民（2025）指出，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受人口老龄化加速与低利率环境影响，基金收支失衡问题日益突出，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覆盖范围有限，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尚处于起步阶段，呈现 “第一支柱独大、二三类支柱薄弱” 的格局。宋效军等（2025）通过规模测算发现，我国养老总资产与养老资金总需求之间存在缺口，2030 年居民财富预计达 800 万亿元，但养老资产配置比例不足 10%，以房产为主的居民资产结构进一步限制了养老需求释放。向运华与黄蓉（2025）基于 10 年政策文本的扎根分析，进一步证实养老金金融作为养老金融的 “发展基础”，存在管理效益低、投资渠道狭窄等问题；养老产业金融作为 “发展支撑”，面临产品创新不足与融资信贷支持乏力的困境；养老消费金融作为 “发展实现” 环节，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消费动力不足。蒋聪汝与王少康（2025）则从 “十五五” 时期发展视角提出，养老金融体系失衡的根源在于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分担机制不明确，代际供养压力集中于第一支柱，而市场力量参与度不足。

2. 体系改革的核心方向

针对结构性失衡，学者们提出了多层次改革路径。范力民（2025）建议通过 “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 补充第一支柱缺口，并借鉴国际经验推动第一、二支柱从 “受益基准制（DB）” 向 “供款基准制（DC）” 渐进转型，强化个人责任与市场配置作用。谭小芬与曹倩倩（2025）预测，未来养老金融政策将聚焦 “制度建设完善” 与 “监管协调推进”，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将通过税收优惠、产品多元化等政策激发市场活力，预计 2030 年第三支柱规模可达 5 万亿元。刘毅楠（2025）从 “中国式养老金融现代化” 视角提出，体系改革需兼顾 “老年人福祉与青壮年际遇”，强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融合，避免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而忽视公平性。朱文佩等（2025）引入 “耐心资本” 概念，指出养老金融的长期性与风险包容性需求，与耐心资本的 “长期价值导向” 高度契合，建议推动养老基金投资从 “短期套利” 向 “长期价值创造” 转型，通过耐心资本破解养老产业 “资本循环梗阻” 与 “风险收益错配” 问题。

（二）养老金融的区域发展实践

区域差异是我国养老金融发展的重要特征，东部省份凭借经济基础与政策支持，成为养老金融实践的先行地区。史倩倩与朱之伟（2025）以山东省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其养老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趋势。山东省作为人口大省，2023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21.8%，呈现 “总量大、增速快、高龄化” 特点，且城乡差异显著，农村养老压力突出（史倩倩、朱之伟，2025）。

1.区域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山东省养老金融产品以传统储蓄、保险为主，针对失能老人、旅居养老等细分需求的产品稀缺，且产品同质化严重，难以满足多层次需求；二是养老金体系结构性失衡：第一支柱依赖度超过 85%，企业年金覆盖率不足 5%，个人养老金开户率虽达 30%，但缴存率不足 15%（“开户热、缴存冷”）；三是信贷支持力度薄弱：养老机构与养老社区建设的信贷期限短、利率高，缺乏针对养老产业的专项信贷工具，中小养老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四是服务体系不完善：农村地区养老金融服务网点覆盖率不足 40%，数字化服务（如线上养老金查询、智能投顾）在老年群体中普及率低。

2.区域发展的对策与趋势

史倩倩与朱之伟（2025）建议山东省构建 “多层次多元化养老金融体系”，具体包括：加快养老金融产品创新，开发 “养老 + 旅居”“养老 + 医疗” 等场景化产品；推动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现养老服务精准化；加强供需对接，建立 “政府 - 金融机构 - 养老机构” 协同机制。从趋势看，个人养老金产品将向 “精细化、多元化、场景化” 方向发展，科技赋能将成为提升服务效率的核心驱动力。

（三）农村养老金融的特殊困境与突破路径

农村地区是养老金融发展的薄弱环节，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点领域。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率（23.8%）高于城镇（17.9%），且面临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问题（周月书等，2025）。学者们围绕农村养老金融的发展历程、需求现状与困境展开了深入研究。

1.农村养老金融的核心困境

周月书、李如珩与亓浩（2025）以江苏省如皋市为样本，从 “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养老产业金融” 三维度分析发现，农村养老金融存在四大问题：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人均每月不足 200 元，仅为城镇职工养老金的 1/8，且投资收益低，保值增值能力弱；二是产品适配性不足：现有养老金融产品多针对城镇高收入群体，农村居民偏好 “低风险、高流动性” 产品，但市场缺乏 “小额、灵活、普惠” 的养老储蓄与保险产品；三是产业业态不完善：农村养老机构以 “公办敬老院” 为主，民办机构占比不足 20%，且缺乏医疗、康复等配套服务，养老产业金融支持几乎空白；四是居民认知薄弱：农村居民养老金融素养普遍偏低，60% 以上对个人养老金、商业养老保险等产品不了解，存在 “重储蓄、轻投资” 的传统观念。张杨与王天珩（2025）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农村养老金融与劳动力流动的关联：养老金融资产规模扩大与占比提升，可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风险偏好与社会互动，促进劳动力回流；但单纯的 “养老金融资产持有”（如低收益储蓄）反而会降低风险偏好，抑制回流。这一发现表明，农村养老金融发展需兼顾 “资产规模” 与 “资产质量”，通过多元化配置提升对劳动力的吸引力。

2.农村养老金融的突破路径

针对上述困境，周月书等（2025）提出 “政策 + 市场 + 教育” 三联动策略：一是完善政策体系：加大中央与地方财政对农村基础养老金的补贴力度，建立 “农村养老金融专项扶持基金”，对农村养老机构给予税收减免与信贷贴息；二是丰富产品供给：开发 “农村养老储蓄存款”“小额养老年金保险” 等适配产品，探索 “土地经营权抵押 + 养老金融” 模式，盘活农村资产；三是提升金融素养：通过 “村社宣传 + 基层网点培训” 普及养老金融知识，建立 “农村养老金融咨询服务站”，降低信息不对称；四是推动产业协同：鼓励金融机构与农村养老机构合作，发展 “医养结合” 型养老社区，通过 “养老产业基金”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此外，李晓天（2025）强调农村养老金融需融入 “银发经济生态系统”，通过 “数智化” 手段提升服务效率，例如利用移动支付、远程医疗等技术，解决农村养老服务 “最后一公里” 问题。

（四）养老金融的国际经验借鉴

1. 日本：数据驱动与产融科协同

日本作为深度老龄化国家，其养老金融发展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张梦媛、宋昊与褚婷婷（2025）系统梳理了日本养老金融体系的构建历程：1950 年以来，日本通过《国民年金法》《介护保险法》等立法构建了“非营利性基本养老体系”，实现全民覆盖；20 世纪 70 年代后，面对老龄化加剧，日本转向 “数据驱动、产融科协同” 模式，利用大数据整合老年人口健康、消费与资产信息，开发“定制化养老金融产品”（如长期护理保险 + 信托），并通过资产证券化盘活养老机构资产，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日本的核心经验在于“立法先行”与“多主体协同”：政府通过法律明确养老金融的制度框架，金融机构、养老机构与科技企业形成“产融科联盟”，例如三菱 UFJ 银行与养老服务企业合作推出“养老资产托管 + 护理服务” 套餐，实现“金融服务与实体养老”的深度融合（张梦媛等，2025）。

2. 欧美：个人养老账户与耐心资本运用

欧美国家在个人养老金与养老资产投资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郑岩、张恪鸣与黄佳运（2025）总结了美国、瑞典等国的实践：美国通过“个人退休账户（IRA）”与 “401（k）计划”构建第三支柱，税收优惠（如递延纳税）与雇主匹配缴费激发个人参与意愿，IRA 资产规模占养老总资产的 35%；瑞典则推行 “名义账户制”，将个人缴费与投资收益挂钩，增强养老金的透明度与激励性。

在养老资产投资方面，欧美普遍引入 “耐心资本” 理念：挪威主权养老基金通过长期投资全球股票与不动产，实现年均 5% 以上的收益率；英国养老基金则通过 “基础设施投资信托（REITs）” 参与养老社区建设，既获取稳定收益，又支持养老产业发展（朱文佩等，2025）。这些经验表明，养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依托“长期投资理念”与“多元化资产配置”，避免短期市场波动对养老金收益的影响。

3. 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启示

学者们强调，国际经验需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本土化适配。郑岩等（2025）指出，我国应借鉴欧美“提升养老金融素养” 的做法，通过 “国民养老金融教育计划”，向居民普及养老规划知识，破解 “开户热、缴存冷”困境；张梦媛等（2025）建议参考日本“产融科协同” 模式，推动我国银行、保险机构与养老科技企业合作，开发“养老金融 + 智慧养老” 产品，例如“穿戴设备 + 健康保险 + 长期护理服务”套餐。

（五）创新驱动：科技赋能与耐心资本的应用

1. 科技赋能养老金融的路径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科技成为提升养老金融服务效率的核心驱动力。刘毅楠（2025）提出，中国式养老金融现代化需“与数字金融、科技金融相呼应”，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解决养老金融的痛点：一是数据精准画像：利用居民社保、健康与消费数据，构建老年群体风险画像，开发 “差异化养老保险产品”，例如针对慢性病老人的 “健康管理 + 保险赔付” 产品；二是人工智能提升服务：智能投顾为个人养老金提供 “个性化资产配置方案”，语音识别与远程服务解决老年群体 “数字鸿沟” 问题；三是区块链保障安全：通过区块链记录养老金缴费、投资与支取信息，确保数据不可篡改，提升养老金管理的透明度。

马杰（2025）以《银行业保险业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为例，指出监管层已明确“科技赋能”的方向，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在 2027 年前实现“养老金融服务线上化覆盖率 80% 以上”，智能投顾在个人养老金中的应用比例不低于30%。

2. 耐心资本破解养老产业融资难题

养老产业具有“投资周期长、收益稳定、社会价值高”的特点，与耐心资本的“长期性、风险包容性”高度契合。朱文佩、林义与肖婧文（2025）系统分析了耐心资本与养老金融的逻辑关联：在时间周期上，耐心资本的投资期限（5-10 年）与养老产业回报周期匹配；在风险偏好上，耐心资本可承受短期低收益，追求长期稳定回报；在社会价值上，耐心资本注重 “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双赢”，与养老金融的民生属性一致。

针对养老产业金融 “资本循环梗阻” 问题，朱文佩等（2025）提出三大实施路径：一是养老基金投资转型：推动全国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加大对养老社区、医养机构的股权投资，探索 “债转股” 模式降低企业负债压力；二是产品创新：开发“养老产业 REITs”“养老专项债券”，盘活存量养老资产，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三是制度适配：建立“耐心资本投资风险补偿机制”，对投资农村养老产业的耐心资本给予税收优惠与财政贴息。

（六）养老金融与银发经济的协同发展

1. 养老金融对银发经济的支撑机制

银发经济涵盖养老产业、老年消费与健康服务等领域，养老金融作为“资金融通媒介”，对其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支撑作用。阳义南（2025）指出，养老金融通过三大机制赋能银发经济：一是配置驱动机制：将居民储蓄转化为养老产业投资，支持养老机构、康复设备与智慧养老技术的研发；二是融通媒介机制：通过信贷、保险与信托工具，解决养老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养老产业规模化发展；三是激活释放机制：提升老年人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例如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以房养老）” 可盘活老年房产，转化为消费资金。

李晓天（2025）进一步强调，养老金融需对银发经济给予 “全链条、全周期支持”：在产业上游，支持养老设备研发与养老人才培养；在中游，支持养老机构运营与医养结合服务；在下游，支持老年旅游、文化消费等新业态，构筑 “创新驱动、包容性发展” 的银发经济生态系统。

2. 协同发展的现实障碍与对策

尽管协同发展潜力巨大，但当前仍面临多重障碍。阳义南（2025）指出，制度层面的 “金融抑制”（如养老金融产品审批严格）、产业层面的 “金融歧视”（如中小养老企业融资门槛高）、市场层面的 “金融短板”（如老年金融服务不足）与人群层面的 “认知偏差”（如老年人风险规避意识强），制约了养老金融与银发经济的协同。

对此，学者们提出针对性对策：康蕊（2025）建议通过 “九部门联合指导意见” 强化政策协同，建立“养老金融与银发经济对接平台”，推动金融机构与养老企业“名单制合作”；刘飞雨、赖沛东与徐艳兰（2025）基于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发现，社会养老的 “调节效应” 可增强家庭养老金融资产配置对银发消费的促进作用，因此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降低老年人预防性储蓄动机，释放消费潜力。

（七）研究评述与未来展望

1. 研究现状总结

现有研究围绕养老金融的体系改革、区域实践、农村发展、国际经验与银发经济协同等形成了多维度成果，核心共识包括：一是养老金融体系需破解 “三支柱失衡”，强化市场力量与个人责任；二是区域发展需因地制宜，东部省份侧重产品创新与数字化，中西部侧重普惠覆盖；三是农村养老金融是薄弱环节，需通过政策扶持、产品适配与素养提升突破困境；四是科技赋能与耐心资本是养老金融创新的核心方向；五是养老金融与银发经济协同需突破制度障碍，强化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

但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对养老金融的“公平性”研究不足，例如城乡、区域与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养老金融资源分配差异；二是对“普惠养老金融”的具体模式探索不够，尤其是针对低收入老年群体与农村留守老人的产品设计；三是养老金融与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的融合路径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框架。

2. 未来研究方向

一是普惠养老金融的机制设计：探索 “政府补贴 + 市场运作” 的普惠养老产品，例如针对低收入群体的 “小额普惠养老保险”，解决 “养老金融排斥” 问题；二是养老金融的风险治理：研究人口老龄化、经济波动对养老基金收益的影响，构建 “养老金融风险预警体系”，确保养老金安全；三是数字化转型的伦理问题：关注科技赋能中的 “数字鸿沟” 与数据安全，例如如何通过适老化设计提升老年群体对智能养老金融的接受度；五是跨区域与跨国比较研究：加强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的养老金融比较，总结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模式；六是动态评估与政策效果检验：通过面板数据与准自然实验，评估养老金融政策（如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此外，基于“人本发展理论”对养老金融进行系统性分析，应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二、“人本发展理论” 核心内涵及与养老金融的内在逻辑

（一）“人本发展理论”的核心内涵

著名经济学家李佐军研究员曾提出“人本发展理论”（即“五人理论”），通过“人”这根纽带，构建了一个包括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和（分工）安置人在内的五人模型，将各种经济学理论甚至各主要社会科学理论从逻辑上整合起来，通过构建人本发展理论，为解释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现象和提出国家、企业等各个层面主体的对策，提出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分析框架。

一是“满足人”：以人的多层次需求（生存、享受、发展、尊严、自我实现等）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通过经济增长与制度优化持续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扩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保障机会公平，使全体社会成员在物质、精神、生态、社会参与等方面获得可持续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

二是“依靠人”：把“人”视为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源，依靠人的创造力、企业家精神、劳动与人力资本积累推动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制度创新；通过教育、培训、健康投资不断提高人口与劳动力素质，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形成“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红利—人才红利”的梯次升级，实现“发展依靠人”。

三是制度“引导人”：通过产权制度、市场规则、法律政策等制度安排，塑造经济行为主体的激励机制与行为边界，引导其将个体理性转化为社会最优，降低交易费用并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四是资源“装备人”：以资本、技术、数据、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赋能“人”，提升其劳动生产率与创新能力，实现“物”的积累向“人”的能力转化，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五是分工“安置人”：通过产业分工、区域分工、职业分工等体系，将“人”配置到最符合其人力资本优势的岗位与空间，以专业化协作释放规模经济与效率红利，同时以分工深化创造新就业形态，实现人的价值与社会需求的动态匹配。

（二）“人本发展理论”与养老金融的内在逻辑

“人本发展理论” 作为一个以 “人” 为核心的系统性发展框架，为深入剖析养老金融提供了全面且深刻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全方位理解养老金融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现实需求。

1.满足人：养老金融的根本目的与价值归宿

“满足人” 是养老金融发展的终极追求，突出养老金融服务需契合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

生存型需求方面，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保障老年人日常生活开销；同时，医疗保险等金融支持需覆盖基本医疗费用，让老年人在疾病面前有经济保障，维持基本生存质量。发展型需求方面，鉴于老年人生理机能下降，收入渠道变窄，资产保值增值需求凸显。养老金融应提供稳健的投资理财产品，助力老年人资产抵御通胀风险，实现稳定增长；此外，长期护理保险等险种可帮助老年人应对可能出现的失能风险，保障未来生活品质。尊严型需求方面，老年人同样渴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被尊重、被认可。养老金融服务应注重便捷性、公平性，避免因复杂手续或歧视性政策使老年人产生挫败感，增强他们在金融活动中的参与感与获得感，维护其晚年尊严。

2.依靠人：养老金融的核心驱动力与主体支撑

养老金融的稳健发展依赖于两类关键主体：

金融从业人员方面，他们是养老金融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其专业素养、职业操守和创新能力对服务质量和效率起着决定性作用。专业的养老金融知识、精准的市场分析能力以及为老年人量身定制产品与服务的创新意识，是满足老年人复杂金融需求的关键。老年人方面，作为养老金融服务的受众，其金融素养、风险意识和信用观念是养老金融体系健康运转的基石。具备一定金融知识的老年人，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养老金融产品，做出理性决策；良好的风险意识可帮助他们规避潜在风险，保护自身财产安全；而守信践诺的信用观念有助于构建健康的金融生态，降低金融交易成本。

3.制度引导人：养老金融健康运行的保障框架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养老金融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规范养老金融市场秩序：

法律法规方面，清晰界定养老金融各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确保市场交易有法可依，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政策扶持方面，政府出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养老金融产品研发和服务供给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流入养老金融领域，弥补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金融监管方面，强化对养老金融市场的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严格审查金融机构资质、产品设计、销售流程等环节，防止误导销售、非法集资等损害老年人利益的行为发生。信用文化方面，培育良好的信用文化，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通过信用体系建设，对养老金融参与者的信用行为进行记录与评估，促使各方遵守信用规则，降低交易风险，优化养老金融生态环境。

4.资源装备人：养老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支撑

充足的资源与先进的技术是推动养老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撑：

金融资源方面，提供长期、稳定且低成本的资金，是满足老年人长期养老需求的基础。拓宽养老资金来源渠道，鼓励企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等多元化养老储备方式，为养老金融市场注入充足 “血液”。金融科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在养老金融领域的应用，可实现对老年人风险偏好、资产状况等精准评估，为其提供个性化服务。同时，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使老年人更便捷地享受金融服务。数据要素方面，整合和利用各类数据，深入了解老年人金融需求特征与行为模式，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精准营销、风险预警，为老年人提供贴合实际需求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基础设施方面，完善的通信网络确保老年人能及时获取养老金融信息，便捷的支付清算系统支持养老金领取、金融交易等活动顺利进行。良好的基础设施是养老金融服务触达老年人的重要物理保障。

5.分工安置人：养老金融协同高效的组织保障

养老金融的发展是一个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需要明确各主体职责并建立高效协作机制：

政府方面，制定养老金融发展战略、政策法规，引导金融资源合理配置，监管市场主体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养老金融市场稳定发展。金融机构方面，依据老年人风险承受能力、收入水平等特点，研发多样化养老金融产品，如稳健型养老基金、养老保险产品等；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满足老年人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金融科技企业方面，凭借技术优势，为养老金融服务提供技术支持。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客户画像，利用人工智能优化服务模式，借助区块链技术保障数据安全与交易透明，推动养老金融服务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社会组织方面，发挥桥梁与监督作用，一方面，开展养老金融知识普及活动，提高老年人金融素养；另一方面，监督养老金融市场主体行为，反馈市场问题，促进各主体间沟通协作，共同构建健康的养老金融生态体系。

综上所述，“人本发展理论” 从 “目的 - 主体 - 保障 - 基础 - 组织” 五个紧密相连的层面，系统性地揭示了养老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与面临的现实挑战，为进一步探索养老金融发展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三、基于人本发展理论的养老金融发展对策

（一）以“满足人”为导向，精准对接养老金融需求

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金融机构应深入调研老年群体的个性化需求，针对不同风险偏好、收入水平和养老规划的老年人，开发多元化的养老金融产品。例如，为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老年人推出稳健型的养老储蓄计划，确保资产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为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且追求资产增值的老年人，设计定制化的养老投资组合，涵盖债券、基金等多种资产类别。同时，加大长期护理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等产品的创新力度，满足老年人应对健康风险的需求。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覆盖率较低，应加快推动此类产品的发展，以填补市场空白。

优化服务覆盖与公平性：加强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养老金融服务网点建设，通过设立助农取款点、流动服务站等方式，提高基础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同时，借助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推进线上养老金融服务的适老化改造，简化操作流程，优化界面设计，提高老年人对数字金融服务的接受度。例如，部分银行推出了大字版手机银行 APP，方便老年人操作。此外，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养老金融服务公平性的监督，确保老年人在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中不受到歧视，保障其合法权益。

平衡成本与收益，提高可负担性：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养老金融产品的成本，提高其收益水平。例如，对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鼓励老年人参与。金融机构应加强成本管理，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合理定价养老金融产品。同时，加强对老年人的金融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理性看待收益与风险，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金融产品。

（二）强化“依靠人”的力量，提升主体能力与素养

提升金融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建立完善的养老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体系，鼓励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养老金融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具备金融、养老、医疗等跨学科知识的专业人才。金融机构应加强内部培训，定期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养老金融业务培训和研讨活动，提高其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将从业人员的绩效与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等挂钩，鼓励其为老年人提供优质、专业的服务。

增强老年人金融素养与风险意识：政府、金融机构、社会组织等应共同开展养老金融知识普及活动，通过举办金融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线上宣传等多种方式，向老年人普及养老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技巧。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每年都会组织开展 “金融知识普及月” 活动，其中应重点关注老年群体。同时，加强对老年人金融消费权益的保护，完善投诉处理和纠纷解决机制，畅通投诉渠道，及时处理老年人的金融消费投诉，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完善养老金融信用体系：加快建立健全养老金融领域的信用评估体系，整合金融机构、社保、民政等部门的数据，全面评估老年人的信用状况。对信用良好的老年人，在信贷额度、利率等方面给予优惠；对恶意逃废债等失信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惩戒。同时，加强信用文化宣传教育，提高老年人的信用意识，营造诚实守信的养老金融市场环境。

（三）完善“制度引导人”机制，保障养老金融稳健发展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快推动养老金融专门立法，明确养老金融各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监管标准等内容，为养老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例如，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养老金融促进法》，对养老基金管理、养老保险业务等进行全面规范。同时，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适应养老金融市场创新发展的需要。

优化监管协调机制：建立由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等多部门参与的养老金融协同监管机制，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统一监管标准，消除监管空白与重叠。针对养老金融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及时出台监管政策，防范系统性风险。例如，对于养老金融与金融科技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加强联合监管，确保创新与风险防控同步推进。

强化政策激励与传导：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养老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优化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设计，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例如，对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给予更大力度的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同时，加强政策传导机制建设，确保政策红利能够切实惠及养老金融市场主体和老年群体。建立政策执行监督评估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政策实施效果。

（四）优化“资源装备人”策略，夯实养老金融发展基础

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政府应引导金融资源向养老金融领域倾斜，鼓励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加大对养老金融业务的投入。拓宽养老资金来源渠道，除了企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外，探索发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养老产业投资基金等新型养老金融产品，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养老金融。同时，优化金融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老年群体之间的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深化金融科技应用：金融机构应加大金融科技在养老金融领域的应用力度，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对老年人风险偏好、资产状况、健康状况等的精准评估，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养老金融服务。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老年人的消费习惯和金融需求，为其推荐合适的养老理财产品；利用区块链技术保障养老金融交易的安全与透明。同时，加强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提高金融机构的科技应用能力。

加强数据要素整合与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养老金融数据共享平台，整合金融机构、社保、医疗等部门的数据，打破数据壁垒，为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持。加强通信网络、支付清算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养老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特别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加快推进 5G 网络覆盖，完善移动支付基础设施，为老年人享受数字化养老金融服务创造条件。

（五）构建“分工安置人”格局，推动养老金融协同发展

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政府应加强对养老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引导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同时，加强对养老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在政策扶持方面，政府应注重政策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避免过度干预市场。例如，在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上，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和老年群体的实际情况，确保政策能够真正促进养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促进金融机构协作：推动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之间建立合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例如，银行可以为保险公司提供客户渠道，保险公司为银行客户提供养老保险产品；银行、证券机构与基金公司合作，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的养老投资服务。金融机构应加强产品创新和服务协同，共同开发综合性的养老金融解决方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养老金融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制定养老金融行业标准和自律规范，加强行业自律管理。鼓励公益组织和社区组织开展养老金融知识普及、老年群体需求调研等活动，为金融机构提供市场信息和决策参考。同时，建立政府、金融机构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共同推动养老金融生态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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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王海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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