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青云（本网特约评论员）
师彦俊，集教师、警察、书法家多重人生身份于一身，历经岁月逆境磨砺，涅槃重生。九十年代末离陕赴津，师从津门书法大家王学仲先生潜心钻研书法，2009年进入清华美院书法研究生班深造，取得专业研究生学位，兼具民间师承底蕴与学院派系统学识。身为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楹联书画院院士、中国榜书研究会理事，天津市北辰区政协委员、书协副主席，数十年临池不辍，2000年以来先后在国内外举办个人书法展十余次，作品入选国家外交礼品、人文始祖圣地典藏、天安门城楼专属创作，并远赴海外搭建文化交流桥梁，受聘澳大利亚星海国际文化传媒集团艺术顾问，成为当代榜书领域极具代表性的书家。
著名书法家师彦俊
在漫长的临帖与创作实践中师彦俊总结出独树一帜的“师书五要”书论体系。这套理论延伸中国古典书学脉络做到集大成、立体系、通古今、融艺道，以“神与天游、笔与心合”为根本准则，主张书法不刻意雕琢、不勉强造作，顺自然之理，从本心之性，平衡人心与笔墨、学力与天分、法度与性情、平正与险绝、内功与自然五重辩证关系，构建起完整的书学审美内核。在此基础上师彦俊提出“以龙为魂、以书为骨”的创作纲领，将中华龙图腾文化、福寿民俗文化融入榜书创作，让《中华龙》《福》《寿》榜书以及草书《大风歌》成为文化精神的视觉载体。其镌刻于陕西绥德石魂广场的巨幅《中华龙》石刻、天安门城楼典藏榜书作品，以及红宣榜书《福》《寿》、八尺草书《大风歌》，皆是“师书五要”书论的完整实践。尤其《中华龙》碑刻作品超越了单纯书法艺术范畴，承载着民族图腾家国情怀的高度政治与文化意义，成为一带一路“翰墨龙魂”书法展的核心精神符号，形成独具特色的“师彦俊现象”。本文立足“师书五要”书论逐一解读其四件核心作品，阐释师彦俊笔墨中蕴藏的民族文脉与书学思辨。
师彦俊老师独创巨幅书法“中华龙”
一、《中华龙》碑刻：龙图腾铸魂师书五要法度彰显时代高度
2019年7月7日师彦俊所作巨幅榜书《中华龙》（300×100cm）镌刻于陕西绥德石魂广场，同时在国庆七十周年大阅兵前夕书家专为天安门城楼创作同主题《中华龙》作品，被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永久收藏。两幅作品一石刻于黄土高原圣地，一陈列于国家核心地标，既是师彦俊榜书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师书五要”书论与“以龙为魂、以书为骨”创作理念完美融合的结晶，拥有不可替代的文化高度与政治意义。
“师书五要”首要准则便是神与天游、笔与心合，顺自然之理，从本心之性。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符号，是五千年文明凝聚的精神象征，承载着民族自强不息、包容万象、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师彦俊书写“龙”字并非单纯完成一个汉字的笔墨塑造，而是将自身对民族历史、家国发展、黄土文化的全部理解倾注于笔端。先生生长于陕西八百里秦川，三贤故里，华山风骨，黄河情怀，饮渭水琼浆，享黄土滋养，又历经人生逆境深知民族历经磨难而坚韧不拔的品格，这份生命体悟与龙图腾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创作时师彦俊摒除杂念，心境与民族精神相通，笔墨顺应内心的情感流淌，不刻意炫技，不人为雕琢笔画形态，让笔墨像家乡黄河水自然流淌出巨龙腾跃的磅礴气势，像华山石一样雄浑挺拔与坚强，完美践行“神与天游、笔与心合”的核心要义。天地万物的浩然之气，民族文脉的厚重底蕴全部凝聚于这个《中华龙》大字中，笔墨不再是单纯的线条组合，而是民族精神的具象化身。
《中华龙》严格恪守“师书五要”平衡准则：守法而不泥古，任情而不逾矩。师彦俊师从王学仲先生，又经清华美院系统训练深研历代碑帖榜书法度，北魏摩崖刻石的雄浑开张、颜体楷书的宽博厚重、行草的连绵气韵融为一体，笔画起收有度，结构开合有序，有着扎实的传统根基，杜绝无根的肆意挥洒。龙书整体造型开张大气，首笔如巨龙昂首挺拔高耸，线条刚劲雄浑，中锋行笔力透石背，模拟摩崖石刻历经风雨侵蚀的厚重质感；主体笔画盘曲连绵，如同龙身蜿蜒起伏，墨色饱满厚重疏密交错，既有碑刻的骨力，又有笔墨的气韵；又像华山西峰“壁立千仞”之坚韧顽强，尾部舒展奔放一气贯通，如龙尾扫过长空气势连绵不绝。字形结构做到平正之中藏险绝，整体重心沉稳端庄，契合国家地标人文圣地陈列所需的庄重格局，而笔画穿插线条起伏暗藏变化，打破榜书容易出现的呆板臃肿弊病，险绝归于平正完美诠释“师书五要”中平正与险绝相互制衡的理论要求。
师彦俊老师书法“中华龙”镌刻在绥德石魂广场
人工与自然的融合在这幅石刻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书法创作离不开人工锤炼的技法，却不能被人工技法束缚。师彦俊数十年榜书打磨练就驾驭大幅书法的精湛功力，能够精准控制三米巨幅书体的整体气韵，笔画轻重、墨色浓淡、空间疏密皆经过精心构思，这是人工积淀的成果；而落笔之时先生舍弃刻意的修饰，顺应笔墨自然生发的肌理，石刻保留笔墨书写的原生状态，刀刻效果还原书写时的苍劲质感，人工雕琢的刀工服务于书写气韵，不破坏笔墨自然的节奏，做到人工藏于自然之内，自然显现于人工之外，顺应天地自然之理，让摩崖石刻与陕北高原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绥德石魂广场地处黄土高原，山石粗粝雄浑，红色榜书“龙”字镌刻其上，山石的质朴与笔墨的雄浑相互映衬，自然环境与书法作品浑然天成，正是“师书五要”追求的最高创作境界。
这幅《中华龙》碑刻具备极高的政治与文化高度，是“翰墨龙魂”一带一路书法展的核心作品。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标识，黄帝陵、炎帝陵等人文圣地均收藏师彦俊《中华龙》系列作品，作品扎根中华始祖文化根基将民族根脉融入笔墨。作为国家外交礼品指定作品，《中华龙》走出国门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以龙图腾为纽带，搭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桥梁。陈列于天安门城楼的巨幅作品紧扣家国发展的时代主题，笔墨雄浑大气，彰显民族自信，既记录新中国七十年来的奋进历程，也寄托中华民族巨龙腾飞的美好愿景。石刻立于陕北石魂广场，扎根黄土大地，连接革命文化与黄土民俗文化，让书法作品成为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时代精神三者融合的载体。它早已超越一幅榜书作品的范畴，以笔墨承载民族图腾，以书法讲好中国故事，这也是师彦俊“以龙为魂”创作理念的终极追求：书法不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传承民族文脉、彰显时代精神的文化载体。
二、红宣榜书《福》《寿》：福寿文化基因激活，五要准则滋养民间审美
紧随龙图腾文化之后，师彦俊榜书《福》《寿》两幅红宣斗方立轴作品，是“师书五要”书论对传统民俗文化符号的重新塑造。龙代表民族宏大精神，福、寿承载百姓朴素的生命祈愿，师彦俊将龙图腾的雄浑审美融入福寿榜书创作，把线条、墨韵、结构提升至全新审美高度，激活传统福寿文化的当代生命力，实现民族宏大精神与民间朴素情怀的双向融合，构成“师彦俊现象”重要的组成部分。
师彦俊老师书法作品“寿”
“师书五要”强调学力与天分相辅相成，深厚的学识修养才能让简单的汉字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福”与“寿”是中国流传千年的文化符号，普通书家书写二字多注重字形吉祥饱满，而师彦俊凭借多年文学与史学积淀挖掘二字深层文化内涵。福，是家国安宁、阖家和睦、岁月顺遂；寿，是生命坚韧、岁月绵长、风骨长存。书写之时书家将这份文化理解融入笔墨，不再单纯追求字形吉祥而是赋予字体厚重的文化底蕴。《福》字斗方红底洒金，整体结构宽博端庄，左部示字旁沉稳厚重，点画饱满圆润，如同大地承载福气；右部畐部开张舒展，疏密得当，笔画刚柔相济，外轮廓方正端庄，内部笔画穿插灵动，平正之中暗藏变化，既符合大众对福字吉祥圆满的视觉期待，又凭借碑帖功底赋予字体骨力，避免流于俗艳。《寿》字立轴字形修长挺拔，整体高耸开张，线条连绵厚重，上半部分高耸如龙首昂首，下半部分沉稳扎实，笔画盘曲环绕，寓意福寿绵长生生不息，字形结构取法摩崖榜书的开张气势，又融入行草连绵气韵，庄重而不失灵动。
法度与性情的平衡让福寿榜书摆脱同质化的世俗书写。市面上多数福寿榜书一味追求饱满吉祥，过度夸张笔画，失去书法法度，流于俗气。师彦俊恪守“师书五要”法度底线，以魏碑、颜体为骨架，笔画逆入涩行，起收果断，力透纸背，每一根线条都有传统笔法支撑，不随意夸张变形。同时先生注入自身性情与人文关怀书写福字笔墨温润饱满，墨色浓淡相宜，饱含对世人顺遂安康的美好祝愿；书写寿字线条刚劲挺拔，寓意生命坚韧不屈，性情寄托于笔墨之间，法度约束形态，性情赋予作品温度。红洒金宣纸的底色搭配浓黑墨色，色彩庄重喜庆契合民俗审美，而笔墨内部的骨力与气韵，又提升作品艺术格调做到雅俗共赏，既能够走进寻常百姓生活，也可作为艺术精品典藏，兼顾民间审美需求与专业艺术标准。
师彦俊老师书法作品“福”
人工与自然平正与险绝的辩证关系在两幅作品中处理得恰到好处。福寿二字作为民俗常用字极易写得呆板规整。但师彦俊遵循“师书五要”理念在整体平正的基础上制造细微险绝变化：《福》字左右结构微微欹侧，相互制衡，斜而不倒内部空间疏密交错，繁而不乱；《寿》字竖笔挺拔高耸撇捺舒展开张，局部笔画错落变化，整体重心依旧沉稳端庄，险绝之后复归平正。人工精心布局结构却不显露刻意雕琢的痕迹，笔画随书写节奏自然变化，墨色干湿自然生发，浓墨饱满之处尽显福气厚重，枯笔细微之处增添古朴气韵，人工构思顺应自然笔墨规律，让简单的民俗汉字拥有丰富的视觉层次与精神内涵。
《福》《寿》作品与《中华龙》形成文化互补。龙是民族集体精神图腾宏大而庄严；福、寿是个体生命的美好期许，朴素而温暖。师彦俊以统一的“师书五要”书论统领三幅作品，让民族大文脉与民间小情怀相互交融，龙的雄浑骨力融入福寿榜书，让民俗作品拥有大气格局；福寿的温润气韵融入龙字创作让图腾符号多一份人间温情。这些作品多次作为文化礼品赠予海内外友人，以福、寿承载东方人文关怀，以龙书彰显民族气度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草书《大风歌》八尺整张：性情奔涌，五要书论尽显笔墨胸襟
八尺整张草书作品《大风歌》，是师彦俊脱离榜书规整形态放开怀抱抒发性情的代表作，尺寸248×129cm，书写汉高祖刘邦千古名篇，是“师书五要”书论中“任情而不越度”理念的集中展现。如果说榜书《龙》《福》《寿》是收敛心性恪守法度的创作，那么这幅草书作品便是放开怀抱抒发胸襟的作品，依旧遵循五重辩证关系奔放而不狂怪，洒脱而有根基。
师彦俊书法作品《大风歌》
神与天游笔与心合，是这幅草书创作的根基。《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诗文气势雄浑，兼具建功立业的豪迈与居安思危的深沉。师彦俊历经人生起落，有着警察豪迈教师细腻的丰富阅历，又长期深耕家国主题书法创作，对诗文的豪迈与深沉有着深刻共鸣。创作之时先生心境与诗文意境相融，笔墨节奏跟随文辞情感起伏：“大风起兮云飞扬”开篇气势磅礴，运笔迅疾，笔势连绵缠绕，墨色浓重饱满，线条开张奔放营造风起云涌的壮阔意境；“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情感转为沉稳厚重，行笔放缓线条沉稳有力，疏密排布趋于紧凑，抒发荣归故里的复杂心境；“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意境悠远深沉，笔势渐缓枯笔增多，线条劲挺绵长寄托家国安宁的深切期许。心境与诗文相合，笔墨与心境相融，不刻意追求草书的视觉冲击，一切节奏顺应内心感受践行“师书五要”从本心之性的创作原则。
学力与天分法度与性情相互支撑，避免草书流于狂怪。当下不少草书创作者抛弃传统笔法，一味追求奔放形态，线条浮滑空洞，这正是师彦俊在“师书五要”中极力纠正的弊病。书家这幅草书宗法二王、王铎一脉又融入王学仲草书意趣，笔法根基源自数十年碑帖临习，中锋行笔贯穿始终，即便笔势连绵缠绕，起笔、行笔、收笔依旧合乎古法，线条筋骨内含无浮滑轻飘之态。扎实的学力赋予草书稳固骨架，个人性情赋予作品灵动气韵，奔放的笔势建立在严谨法度之上，性情抒发不逾越传统规则。章法布局上做到平正与险绝交错变化，字势欹正相生，上下字连带自然，疏密对比强烈，大开大合却通篇气韵贯通，八尺巨幅首尾一气呵成，险绝的结构变化最终归于整体气韵的平和统一，完美契合五要理论的辩证要求。
人工与自然融为一体让草书作品拥有浑然天成的气韵。作品章法经过人工精心排布根据诗文情感规划疏密、浓淡、开合节奏，这是长期创作积累的人工功力；而落墨之时墨色干湿浓淡自然生发，涨墨、枯笔随机出现，笔画连带顺应书写的自然节奏，不刻意雕琢每一处细节。人工的规划隐藏于自然的笔墨变化之中，看似随性挥洒的线条实则处处有着精心布局，达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境界，与“师氏五要”顺自然之理的追求高度一致。这幅草书作品与师彦俊榜书作品风格互补，榜书收敛沉稳，草书奔放豪迈，一收一放之间，完整展现出书家丰富的精神世界，也印证了“师书五要”书论既能驾驭端庄榜书，也能包容奔放草书的完整体系。
师彦俊书法作品镌刻在四川成都青城山道教学院内文昌楼正门上方、正门外侧和外侧圆柱
四、“师彦俊现象”：五要书论构建当代文人书法完整体系
师彦俊以人生阅历为底色以师承与学院教育为学识根基，总结出“师书五要”完整书论体系，并且通过《中华龙》碑刻、《福》《寿》榜书、草书《大风歌》一系列作品完成全面实践形成独特的“师彦俊现象”。先生的书论不止探讨书法技法而是深入人心与笔墨、学力与天分、法度与性情等书法终极命题，整合历代古典书学精华，结合自身创作经验构建起属于当代的完整书学体系。
其作品横跨庙堂地标、始祖圣地、外交礼品、民间民俗、文人抒情多个场景，天安门城楼典藏作品彰显家国格局，黄帝陵等圣地作品传承始祖文化，海外交流作品传播中华文化，福寿榜书贴近民间生活，草书作品抒发文人胸襟。一套“师书五要”书论，可以驾驭多种风格、多种场景的创作，做到通古今融艺道，既接续中国千年书学文脉，又贴合时代文化需求。
“以龙为魂、以书为骨”是其书学体系的灵魂，龙图腾贯穿所有作品赋予笔墨民族精神高度。《中华龙》碑刻不只是一件书法石刻，更是民族精神的艺术表达，在一带一路“翰墨龙魂”文化交流中成为中华文化的视觉名片。师彦俊身处时代之中，不局限于书斋之内的笔墨创作，主动让书法融入国家文化建设中外文化交流地域文化传承，让书法艺术拥有超越艺术本身的社会价值。
岁月磨砺心性，学识构筑法度，五要确立准则，龙魂赋予精神。师彦俊以半生笔墨实践证明传统书法在当代依然拥有强大生命力，只要坚守书学根本，平衡多重辩证关系，扎根民族文化土壤，笔墨便能够承载时代精神，连接古今文脉让东方书法艺术在世界舞台之上绽放独特光彩。
本文作者：杨青云：笔名梅雪、汝愚等，河南南阳邓州人，常驻北京。范曾研究会会长、北京大中国书画院常务院长，还兼任周馆筹红文化联盟秘书长与《周公研究》总编辑等职，获国际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深圳文化报》媒体主编，现为《中原儿女》资深媒体人。著有《范曾论》《范曾新传》《贾平凹前传》《贾平凹美术论》《孟庆利美术论》《忽培元新论》《虎王马新华论》《绿岛诗论》《峭岩诗论》《周恩来诗剧》等多部学术专著，也出版过《新莞人》《深圳宝安八景》《孔祥敬诗论》等文学与地方文化相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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