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窗
田惠敏，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与李佐军合著《与改革同行：中国改革开放与伟大复兴》（8卷）；专著《私募股权投资治理机制研究》《私募股权资本与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合著《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改制上市操作实务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管理与评估实务全书》(上、中、下三卷)主编、编委会主任；《中国企业信用发展报告2025》执行主编；《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副主编（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5》主编。
摘要：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背景下，数字金融作为关键驱动力，其发展面临普惠性不足、风险监管滞后等挑战。为推动数字金融回归服务人的本质，本文创新性地引入李佐军研究员的“人本发展理论”（“五人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文章首先系统梳理了数字金融在经济效应、微观影响、区域差异及风险监管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并指出现有研究缺乏系统性的人本视角。随后，本文深入阐释了“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的理论内涵，并剖析其与数字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核心张力。基于此，文章从五个维度提出针对性对策：以用户需求为核心提升普惠性、强化人才培养与引进、完善监管制度体系、加强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布局与分工协作。本研究旨在为构建以人为本、安全高效、包容可持续的数字金融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关键词：数字金融；人本发展理论；金融强国；高质量发展；普惠金融
引言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其中，数字金融作为其他四篇大文章的关键技术底座和核心驱动力，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金融强国建设的全局。然而，数字金融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数字鸿沟、技术风险、监管滞后等挑战。为推动数字金融行稳致远，必须回归其服务人的本质。李佐军研究员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即“五人理论”（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该理论将“人”置于发展的核心，通过五个维度整合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为破解数字金融发展中的复杂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文将运用该理论，对数字金融的发展进行深度剖析，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构建以人为本、安全高效的数字金融体系贡献理论智慧与实践参考。
一、文献综述：数字金融的研究图景与理论缺口
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态的深度融合，数字金融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它不仅是金融自身演进的颠覆性业态，更是服务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金融强国战略的核心引擎（吴卫星、李文，2025）。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数字金融的理论内涵、经济效应、作用机制及风险监管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基于近期国内核心期刊的相关研究成果，本部分系统梳理数字金融在宏观经济、微观企业、区域发展等层面的影响，剖析其内在传导机制，并总结其伴生的风险与监管挑战，以期为未来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参考。
（一）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宏观经济的赋能作用已成为学界共识。研究表明，数字金融通过优化要素配置、驱动科技创新和推动产业升级三大渠道，有力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郑强、胡明茜，2025）。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数字金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普惠性、创新性、高效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共同构成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孙杰、裴平，2025）。
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显著。王儒奇和陶士贵（2024）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增强中国实体经济的韧性，这种效应在非省会城市和三线及以下城市更为明显，体现了其“雪中送炭”的普惠功能。其作用机制在于改善资源错配、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呈现出随地理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空间外溢效应。在产业链现代化层面，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集聚效应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和数字人才集聚，有效促进了产业链的解构与重构（郑威、罗润风，2024）。
然而，数字金融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吴卫星和李文（2025）指出，当前我国数字金融发展仍面临区域不平衡、数字鸿沟、核心技术瓶颈、数据价值释放不充分以及伴生新型风险等问题。对标金融强国建设目标，未来数字金融发展需聚焦技术驱动创新、数据制度规范、场景深度融合、规则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开放合作五大方向。
（二）数字金融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环境和融资模式，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是当前研究的焦点。首先，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方面，数字金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杜永善等（2024）基于新三板小微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拓宽融资渠道、降低信息不对称，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显著促进了其技术创新活动。其次，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和转型升级的驱动效应显著。徐昊等（2024）发现，数字金融通过赋能“内源性积累”与“外源性融资”两条路径驱动企业创新，并且这种驱动效应具有“结构性”特征，能够使高科技、环保型、外向型、民营及中小规模企业获益更多。再次，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赵茂等（2024）的研究证实，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研发投入和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进而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最后，冯永琦和林凰锋（2024）构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实证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提升技术创新和企业效率，从而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数字金融的区域与结构性影响
数字金融的影响并非均质，其在不同区域、不同市场和不同群体间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在农村金融市场，战明华等（2025）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动态演变过程：在应用初期，数字金融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强化了大型银行的市场主导地位；但随着发展深入，其规模经济效应减弱，中小银行通过提升效率逐步缩小差距，市场结构趋于平衡。然而，这种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可能加剧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在劳动力市场，谭莹等（2024）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吸引劳动力迁入，其机制在于缓解个体流动性约束、促进创业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城乡二元结构方面，王修华和赵亚雄（2022）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的影响大于城镇家庭，有利于打破传统金融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数字鸿沟依然是主要障碍。
（四）数字金融的风险与监管挑战
数字金融在带来效率提升和普惠发展的同时，也伴生了新的风险，对传统金融监管框架提出了严峻挑战。在风险层面，数字金融可能助推资产泡沫的形成。王文甫等（2025）通过构建DSGE模型发现，数字金融通过贷款渠道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增加了其贷款、净值和杠杆率的波动，并助推了资产泡沫。在监管层面，传统的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数字金融的发展。曾文革和任婷玉（2024）指出，当前面临立法规制滞后、标准规制适用有限、监管效能受限等困境。为此，学者们提出了新的监管理念与框架，如刘毅楠（2025）强调技术与法律融贯性治理的“技术治理”理论，曾文革和任婷玉（2024）则提出了“包容性法律规制”的理念。
（五）研究评述与理论缺口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数字金融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它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激励技术创新等机制，在宏观层面增强经济韧性，在微观层面赋能企业转型升级，并在区域层面促进劳动力流动和产业链现代化。然而，数字金融的发展也伴随着区域不平衡、市场结构变化、新型金融风险等挑战，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尽管研究成果丰硕，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第一，对数字金融长期动态效应的研究尚需加强。第二，数字金融在推动绿色发展、开放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机制仍需挖掘。第三，针对数字金融新型风险的监管工具有效性评估，以及如何构建兼顾创新与安全的适应性监管体系，是未来政策研究的重点。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多从技术、经济或监管等单一维度展开，缺乏一个将“人”作为发展目的与核心动力的系统性分析框架。 数字金融发展的最终评判标准，应是人的福祉提升与全面发展。因此，引入“人本发展理论”，将数字金融的发展置于“满足人、依靠人、引导人、装备人、安置人”的五维框架下进行审视，不仅能够弥补现有研究的理论缺口，更能为数字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根本性的价值指引。
二、“人本发展理论”：数字金融发展的分析新范式
“人本发展理论”通过“人”这根纽带，构建了一个包括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和（分工）安置人在内的五人模型，为解释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现象和提出对策提供了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分析框架。该理论与数字金融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为我们理解数字金融的发展规律提供了全新的范式。
（一）“人本发展理论”的核心内涵
一是“满足人”：以人的多层次需求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通过经济增长与制度优化持续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扩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保障机会公平，使全体社会成员在物质、精神、生态、社会参与等方面获得可持续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
二是“依靠人”：把“人”视为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源，依靠人的创造力、企业家精神、劳动与人力资本积累推动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制度创新；通过教育、培训、健康投资不断提高人口与劳动力素质，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实现“发展依靠人”。
三是制度“引导人”：通过产权制度、市场规则、法律政策等制度安排，塑造经济行为主体的激励机制与行为边界，引导其将个体理性转化为社会最优，降低交易费用并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四是资源“装备人”：以资本、技术、数据、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赋能“人”，提升其劳动生产率与创新能力，实现“物”的积累向“人”的能力转化，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五是分工“安置人”：通过产业分工、区域分工、职业分工等体系，将“人”配置到最符合其人力资本优势的岗位与空间，以专业化协作释放规模经济与效率红利，同时以分工深化创造新就业形态，实现人的价值与社会需求的动态匹配。
（二）人本理论视角下数字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张力
“人本发展理论”作为一个以“人”为核心的系统性发展框架，有助于我们全方位理解数字金融发展的内在规律、现实需求及其内在张力。
1.满足人：数字金融的根本价值归宿与普惠性挑战
“满足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要求数字金融的发展必须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数字金融通过移动支付、线上理财等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得性，有效缓解了农村、小微企业等长尾群体的融资难题。然而，挑战依然存在：一是“数字鸿沟”导致老年人、偏远地区居民等群体难以享受数字金融红利；二是部分数字金融产品过度追求技术创新，而忽视了用户体验和实际需求，存在“为技术而技术”的倾向。这构成了数字金融在“满足人”维度上的核心张力：技术效率与人文关怀的平衡。
2.依靠人：数字金融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与结构性瓶颈
“依靠人”强调发展的主体是人才。我国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庞大的科技人才和金融从业者队伍。但当前人才结构存在“两头紧缺”问题：既缺乏掌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顶尖科学家，也缺乏既懂技术又懂金融业务的复合型人才。数字人才的集聚已成为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渠道，但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数字金融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瓶颈。这揭示了数字金融在“依靠人”维度上的张力：人才需求的广度与深度的矛盾。
3.制度引导人：数字金融健康运行的保障体系与适应性难题
“制度引导人”指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明确的行为准则和稳定的预期。数字金融的跨界、混业、高速迭代特征，对传统“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构成了巨大挑战。当前，立法规制相对滞后、监管标准适用有限、监管效能受限等问题突出。监管的滞后性可能导致风险累积，而监管的“一刀切”又可能扼杀创新。这体现了数字金融在“引导人”维度上的张力：风险防范与创新激励的权衡。
4.资源装备人：数字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与均衡性困境
“资源装备人”强调发展需要必要的物质和技术资源作为支撑。对数字金融而言，核心资源是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4G网络，为数字金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挑战在于：一是城乡、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仍不均衡；二是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产权界定、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制度体系尚不完善，数据价值释放不充分，形成“数据孤岛”。这构成了数字金融在“装备人”维度上的张力：资源投入的规模与分布的公平。
5.分工安置人：数字金融的产业组织形态与生态化风险
“分工安置人”关注如何通过优化社会分工和产业组织，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数字金融正在重塑金融产业的生态分工，催生了平台化、生态化的产业组织新形态。大型科技平台凭借其技术、数据和场景优势，在金融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也可能引发“赢者通吃”的垄断风险，挤压中小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如何构建一个大中小企业共生共荣、协同创新的数字金融生态，是“分工安置人”的核心议题。这凸显了数字金融在“安置人”维度上的张力：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的协同。
三、基于人本发展理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策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五人理论”的五个维度出发，提出一套系统性、协同性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策体系。
（一）满足人：构建包容普惠的数字金融服务体系
一是优化用户体验，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数字金融平台进行适老化、无障碍化改造，开发简洁版、语音辅助等功能。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增设数字金融服务站点，提供线下辅导，确保金融服务“一个都不能少”。二是创新产品供给，匹配多元需求。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挖掘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场景化的金融产品。例如，针对新市民、灵活就业者等群体开发专属的信贷、保险和财富管理产品，实现从“产品为中心”向“用户为中心”的转变。三是加强金融教育，保障信息安全。将数字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常态化、社区化的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同时，严格落实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运用隐私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构建全方位的数据安全防护网，守护好用户的“钱袋子”。
（二）依靠人：打造梯次衔接的数字金融人才高地
一是完善培养体系，夯实人才基础。鼓励高校设立金融科技交叉学科，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建立数字金融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为从业人员提供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二是精准引进人才，汇聚全球智慧。实施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计划，重点引进掌握前沿技术的领军人才和兼具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为海外人才提供签证、税收、子女教育等一站式服务，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三是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鼓励科研人员投身技术创新。在金融机构内部设立创新孵化基金和容错机制，激发员工的创新潜能和企业家精神。
（三）引导人：构建敏捷协同的数字金融监管框架
一是健全法律法规，夯实制度根基。加快出台《数字金融法》等基础性法律，明确数字金融的业务边界、主体责任和监管要求。针对算法歧视、数据垄断等新型问题，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二是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监管效能。全面推广“监管沙盒”机制，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安全可控的测试空间。大力发展监管科技，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穿透式、动态化的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实现“以科技管科技”。三是强化协同共治，形成监管合力。建立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机制。同时，强化行业自律，推动行业协会制定伦理准则和技术标准，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
（四）装备人：夯实自主可控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
一是优化基建布局，促进均衡发展。持续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引导数据中心向可再生能源丰富的西部地区集聚。加快5G网络、物联网在城乡地区的深度覆盖，特别是补齐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短板。二是激活数据要素，释放价值潜能。探索建立“数据银行”或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在安全合规前提下促进公共数据与金融数据的融合应用。加快培育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基础制度体系。三是突破核心技术，保障产业安全。加大对区块链、人工智能、隐私计算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支持国产化替代。鼓励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确保数字金融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五）安置人：培育共生共荣的数字金融产业生态
一是优化区域分工，形成特色优势。引导各地区根据资源禀赋发展特色数字金融。例如，支持北京、上海等金融中心打造金融科技研发高地，鼓励中西部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格局。二是深化产业分工，促进专业协作。鼓励大型科技平台开放技术、数据和场景接口，为中小金融机构赋能。支持中小金融机构走差异化、专业化发展道路，在细分领域形成独特优势，构建“大平台+小机构”的协同生态。三是创造新型就业，促进社会包容。鼓励数字金融平台创造更多灵活就业岗位，如数据标注师、线上风控专员等。同时，完善针对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政策，为劳动者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让数字金融的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结论
数字金融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引擎，其发展的终极目标应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本文引入“人本发展理论”，构建了一个涵盖“满足人、依靠人、引导人、装备人、安置人”五个维度的系统性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当前数字金融发展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内在张力。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诸多问题，如数字鸿沟、人才瓶颈、监管滞后、数据孤岛、平台垄断等，本质上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偏离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为此，本文提出的对策体系强调，数字金融的未来发展必须回归人本逻辑：在价值取向上，要坚持“满足人”，以普惠包容为宗旨；在动力源泉上，要依靠“人”，以人才为第一资源；在运行保障上，要以制度“引导人”，实现创新与安全的平衡；在物质基础上，要以资源“装备人”，夯实自主可控的基础设施；在组织形态上，要以分工“安置人”，构建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这五个维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应始终围绕“人”这一核心，不断探索技术与人文、效率与公平、创新与规制的最佳结合点，使数字金融真正成为增进人类福祉、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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